东西问丨赵树坤：数字技术正以“双刃”刻塑人权图景

2025-08-30 17:37:51 473次浏览

　　

　　中新社重庆4月18日电题：数字技术正以“双刃”刻塑人权图景

　　作者赵树坤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人权法学》副主编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人类谋求福祉的重要抓手，通过法律约束科技的滥用，保障科技始终作为人权的正向推动力量，是传统政治哲学、法哲学的基本立场。数字技术，正以算法、信息、数据等为依托，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多种样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全面而系统地塑造着人类生活和秩序。

　　在人权保障方面，数字技术体现出显著的两面性。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对传统人权理论与实践“激造成扰”；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以其显著优势，拓展了人权保护和实现的空间。可以说，突飞猛进的数字技术正以“双刃剑”之态，深刻重塑着数字时代的人权图景。

　　“弊”刃：数字技术引发人权新挑战

　　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将国家政权比喻为“利维坦”——它也象征着一个强大的国家或政府。掌握数字技术并在运用上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及政府，其数字技术运用突破传统权力边界的机会和能力越来越强，作为“利维坦”的国家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大。

　　以数字技术辅助信息管理为例，“越来越透明的个人”和“越来越幽暗的数据掌控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日益失衡的权力关系，个人数据信息与其管理者之间的地位失衡，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将人权置于更脆弱的情境之下。

　　国家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演变为具有全面且精准监控能力的“数字利维坦”，其风险在于，非正义政府能够借助算法工具增强权力、逃避责任、侵犯隐私、打击政治对手或任何不受欢迎群体。在一个非正义的国家环境中，持续的网络监控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如隐私权和行动自由，构成了显著的限制。美国“棱镜门”事件所曝光的国家级监控计划，对通信自由构成了系统性的威胁。加拿大隐私权研究中心的实验显示，通过手机信号塔数据，个人行动轨迹的重建准确度可达到92%，这一技术能力已经超出了现行法律的管控范围。

当地时间2014年8月13日，美国“棱镜门”事件揭秘者斯诺登接受美国《连线》杂志(Wired)专访文章面世，备受各界瞩目。《连线》同时公布登载斯诺登专访的杂志封面，是斯诺登怀抱美国国旗的形象。(资料图)中新社记者李洋摄

　　掌握数字技术的“类国家”——大型平台、企业、商业组织，正崛起为具有数据支配权的准权力主体。在传统人权理论中，公司、企业这些主体和公民个人处于平等法律地位，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诉求国家履行人权义务以实现自我的人权。但在数字时代，这类传统的私权利主体已经摇身变为私权力主体，通过自身掌握甚至垄断的数字技术，对个人的衣、食、住、行，吃、喝、购、游、社交、工作、政治参与等进行全面“塑造”。

　　数字技术从设计到应用的各个环节，都体现着数字系统设计者、操控者的意志与目标。有研究指出，在技术应用层面，数字排斥机制、算法支配权、全景监控体系及差异性定价策略等技术方式，不仅解构了传统隐私权与人格尊严的保障框架，更在医疗资源分配、教育机会公平、劳动权益保障及社会福利供给等基本民生领域形成系统性阻滞。更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物理空间中通过权力制衡实现的权益保障，算法黑箱的认知壁垒导致数字监督机制失效，即便数字主体权利受损，亦难以及时察觉与有效救济。

　　人之主体性在数据操控过程中也存在被消解的风险。当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规则深度嵌入人类社会运行机制时，人之为人的人性尊严和意志自由在数字强力中易被解构，这将产生深层次的伦理危机。

　　“利”刃：数字技术创新人权保障增长点

　　数字技术虽然给人权保障和发展带来了一些严峻的新挑战，但其发展和运用也为人权保护和保障拓展了新空间，提供了多种创新增长点。

　　一是，数字技术的创新拓展了权利谱系，新兴权利诉求逐步得到回应。例如，数字遗产权、神经权利等新兴权利形态，都是“人之需要”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权利诉求和保障要求。这些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既丰富了人权理论和人权内容，也丰富了人在数字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及人类的繁荣。

　　二是，人权的保障与实现需满足诸多现实条件，数字技术为人权保障提供了新工具。例如，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提升了人们的通信、表达与信息共享的便捷度，也为教育普惠化提供了可能。再以残障群体人权保障为例，微软Seeing AI应用每日为视障用户解析超200万幅图像；脑机接口技术让渐冻症患者通过思维操控智能家居，信号传输速率达62.5比特/秒，助力实现《残疾人权利公约》倡导的“独立生活权”。这些技术创新为权利实现提供了普遍、可及、可负担、平等享有等可能。

2024年4月15日，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开幕，在智慧出行相关技术产品展区内，智能仿生产品受采购商关注。图为参展企业工作人员使用智能仿生手与采购商握手。中新社记者陈骥旻摄

　　三是，数字技术为权利救济提供了高质效可能。数字技术对规模信息和知识的收集、整理、储存和处理能力，既能够支持司法系统高效处理案件，还能够降低权利救济的各项成本。例如，有司法系统引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家暴案件审理周期从90天缩短至7天。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权利救济的效率，也拓展了权利实现的时空维度。

　　四是，数字技术为人权保障模式带来变革的可能。传统的人权保障模式，一般在宪法框架下，遵循“权利(公民)为目的，权力(国家)为手段”的二元治理结构。数字技术发展催生出的平台、商业组织等数字私主体，一方面基于支配属性而成为政府和法律监管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主体的权利需要国家保障，进而拥有权利主体身份。公民、数字私主体及国家公主体，成为三元治理结构中的核心构成。三元治理模式，必然拓展出许多新的智识增长点。

2025年4月15日，在合肥合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AI智能监管平台对各项业务数据进行质检分析。中新社记者韩苏原摄

　　数字社会已然来临，数字技术全方位地对人权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既要坚持技术创新，也要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数字社会中，人权理论与实践必须对技术“利维坦”的直接和潜在威胁保持警觉，法治要立足于数字技术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施于规范性限制，同时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人权保护方面正功能发挥。诚如联合国《数字合作路线图》所强调的，数字环境中的人权，就是确立“以人为本”的数字秩序，需要在技术创新与人权保障中，充分实现人的发展和繁荣。(完)

　　作者简介：

赵树坤。受访者供图

　　赵树坤，法学博士，现任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权法学》副主编。学术兴趣集中于法理学、人权法学。迄今出版专著3部，译著1部，在《法制与社会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现代法学》《人权》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其他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多次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会、边会；深度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多个国家文件的起草、评估工作。

【编辑:胡寒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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