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腔”里做出大学问——记语言学家李如龙

2025-08-31 07:37:23 898次浏览

　　

　　从“土腔”里做出大学问

　　——记语言学家李如龙

　　学人小传

　　李如龙，1936年生，福建南安人。语言学家。195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2006年在厦大中文系退休。曾任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方言与音韵论集》《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汉语方言学》《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汉语特征研究》《福建方言与文化》《汉语地名学论纲》《闽方言文存》及《薪火相传》《李光前传》等。

　　在汉语方言研究这条道路上，厦门大学教授李如龙已经跋涉了整整70年。

　　“我是东南丘陵地的小苗，复杂多样的方言就像湿润肥沃的土地，只要根系发达，便能获得丰富营养，长成大树。方言是汉语语言学取之不竭的宝藏。在这片土地上研究方言，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如今，年近九旬的李如龙还在满腔热忱地为他钟爱的语言学事业奔走呼喊。

　　学术启蒙

　　方言如此奇妙

　　1953年，17岁的李如龙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班上同学来自东南多省，不仅上海话、徽州话让他感到陌生，就连本省的福州话、莆田话，他也听不懂。李如龙是福建南安人，1951年到泉州读书时，曾因说话带“土腔”而被嘲笑。到了大学，方言分歧更加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李如龙读到罗常培先生1926年来厦大教书时写的《厦门音系》，才知道乡间的土话竟然那么值得研究。

　　20世纪50年代，全国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推行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人民日报》还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厦门大学，黄典诚老师又把语言学概论、方言学、音韵学课程讲得精彩纷呈。为什么“女人”这个很基本的概念，福建各地会有诸娘、阿娘、婶娘、查某、做母、妇娘、妹子这么多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全省各地毫无例外都管红薯叫“番薯”？为什么有些地方称“母”为“姐”，称“父”为“哥”，有的地方却称“女婿”为“姐夫”，称“侄”为“孙”？李如龙逐渐体会到，汉语方言如此奇妙。1955年，黄典诚老师建议李如龙研究清代南安人黄谦编纂的《汇音妙悟》，以《上古汉语语音拟测》为题写毕业论文。这成了李如龙走向汉语语言学道路的起点。

　　1956年，为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高教部和教育部组织学者在全国开展汉语方言普查。福建省教育厅要求厦大和福建师院成立“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师院负责调查闽东、闽北方言，厦大负责闽南、闽西，李如龙也参与其中。在普查过程中，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李荣先生曾经来厦门大学指导方言调查工作，他对参加调查的年轻人说，方言调查应该从母语或身边的方言开始，认真地听音、记音、整理音系，考察连读音变，弄清楚语音、词汇、语法之间的关联，就定能得到语言学的全面训练。

　　1958年，李如龙毕业留校任教。1960年，福建省教育厅成立“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调集了十几个人在厦大集中工作。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陈章太和张盛裕前来支援，教育厅还抽调了福建师院的潘茂鼎、梁玉璋和建瓯一中的潘渭水，此外还有几位中小学老师协助整理资料。潘茂鼎、李如龙是编写组负责人，黄典诚做业务指导。编写组以普查材料为基础，在黄典诚的具体指导下开展紧张的工作，用两年时间编成《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编写组”完成使命，黄典诚、李如龙负责整理书稿，此书于1962年秋由厦门大学印刷厂铅印成“讨论稿”内部发行。

　　这次调查对了解福建方言意义重大。此前，因为调查比较做得不够，语言学界把福建方言分为闽南、闽北两种，分别以厦门话、福州话作代表。因为有了这次普查，编写组经过讨论，吸收黄典诚先生对建瓯方言、莆田方言的研究成果，把福建省内的方言分成“闽海”“闽中”“闽客”3群，下分闽东、莆仙、闽南，闽北(建瓯)、闽中(永安)，闽北客(邵武，后来改为闽赣)、闽西客(长汀)7区。

　　1963年夏，“福建方言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与会者除了《概况》编写组成员和省内参加过方言调查的青年教师，还邀请了黄家教、詹伯慧、施文涛、许宝华、王福堂等国内其他高校讲授方言课的老师，以及洪心衡、余心乐等熟悉闽、赣方言的老先生。30多人经过5天认真讨论，大致认同3群7区的意见。这种分区修正了以前把闽方言分为闽北(福州)和闽南(厦门)的简单做法，至今仍被认可。

　　1964年，李如龙和潘茂鼎专程到北京，向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李荣先生请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应该如何修订，也访问了王力、袁家骅、胡明扬、周有光等语言学家。李荣先生用四个上午和他们详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回顾这十年的学术经历，李如龙自称为“学术启蒙期”。因为有罗常培著作的指引、黄典诚的指导和李荣的指点，让他在语言学研究的道路上打下了良好基础。

　　硕果累累

　　从词汇语法透视方言

　　1971年，李如龙被下放到农村，因表现出色，一段时间之后，县委想留他在当地工作，但李如龙不愿放弃语言学专业。此时，福建师院改为师范大学，邀请他加盟，1973年年底，他匆忙搬家到福州，在福建师大开始研究多彩的闽东、闽北方言。

　　在福建师大的20年，只要没有课，他就如饥似渴地到闽北、闽东，一个一个县调查方言，像大田、尤溪、浦城、泰宁、福鼎、宁德，都去过几次。有几年冬天，直到听到窗外的鞭炮声，他才想起快过年了，该回家了。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的阵阵春风给李如龙莫大的鼓舞。为扩大方言研究队伍，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委托福建语言学会在建瓯举办方言研究班，方言学元老吴宗济讲开场白，黄典诚讲音韵学并做班主任，李如龙讲调查方法，黄家教、许宝华、王福堂各讲一课。研究班配有能讲建瓯话、福州话和厦门话的发音人，学员们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记音，干劲很大，经常冒着酷暑干到深夜，有的还抓紧时间记自己的方音，请求专家校订。李如龙他们用两个月时间为20个省市训练了50名从事方言调查的青年教师。这就是颇有名气的“建瓯班”。课程结束时，大家一起坐着汽车到南平火车站，一路歌声不断，依依惜别。

　　随着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对于学界已有的一些结论，李如龙渐渐有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有一种说法认为，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差异往往不是十分显著，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方言学着重于研究语音。在大学学说各种方言时，李如龙就发现，不同方言的常用词就常有差异。在参加方言调查、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时，他多次选取闽方言的常用词编印词汇调查表，反复琢磨各方言词汇的差异。在吴、闽方言中，“汤”既指汤，也指热水；“山”“岭”词义相近，普通话多用“山”，闽西客家方言长汀话更常用“岭”；普通话多说“站”，东南方言多说“徛”，吴方言多说“立”；“何如”“未曾”“见笑”“几多”这些词，在普通话中是古色古香的书面语词，而在闽方言的福州话、莆田话、厦门话、建瓯话中都是十分地道的通俗口语……1982年他在《语文研究》发表《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通过丰富的例证，提出汉语方言词汇存在五类差异：源流差异、意义差异、构词差异、价值差异(指派生能力、组合能力和使用频度)和音变差异，还指出方言词汇差异的五种类型：对立型、对应型、交叉型、并用型、补充型。后来，此文被翻译成俄语，在苏联《国外语言学新天地》的《中国语言学专辑》(第22卷，1989)中与王力、吕叔湘、黎锦熙、李荣、朱德熙等名家的文章同时刊出。

　　受老师黄典诚的影响，李如龙在研究闽方言时很喜欢“考本字”。他体会到，语音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意义是思维的内核和交际的目的，词汇是思维和交际的内凭借。语音学和音韵学对方言研究固然重要，但不重视词汇也不行。到福州十几年，难懂的福州话还没学到家，李如龙邀请同事一起编福州话词典，自己借这个机会把这种很难的方言学好。1994年，他们合作编纂的《福州方言词典》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李如龙听说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在编方言词典，闽方言只有福州、厦门两种，就壮着胆向李荣先生建议，应该增编一本建瓯方言词典。1998年，他与潘渭水合作编纂的《建瓯方言词典》出版。

　　编方言词典不容易，但李如龙很受用。编过词典，他对词语的义项和连读音变有了更透彻的理解。编过不同的方言词典，李如龙还发现了方言的特征词。以往，许多学者主张以方言的语音特征作为区分不同方言的主要标准，比如有没有入声，声母分不分n、l。李如龙认为，方言的词汇特征应该和语音特征一样受到重视。1999年，他在中国语言学会年会上发表了《论汉语方言的特征词》一文。而后他又组织同行和学生一起考察方言特征词，他主编的《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2001年在厦大出版社出版。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从此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响应，后来涌现出不少同类著作，特征词也成为划分方言的标准之一。

　　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有紧密关联。李如龙对“汉语方言之间语法差异不大”的说法早有质疑，1986年就发表了《闽南方言的有和无》。参编了两本方言词典后，他对方言间的一些语法差异有了更多认识。1993年盛夏，他和潘悟云等几位以东南方言为母语的中年语言学家聚在复旦大学，商讨组织一个小分队，用同样的主题和例句做比较，看看东南方言语法有多大差异。这个小分队开了十次会，出版了《动词的体》《动词谓语句》等六本论文集，推动了方言语法研究的兴起。李如龙还提出，应该拿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的词汇进行纵横两向比较研究，从整体上认识汉语词汇的特征，形成自己的理论。他先后发表几篇论文讨论“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考察“词汇系统在竞争中发展”以及“口语词与书面语词的差异”等问题。

　　从语音到词汇、语法，从方言到汉语史，这是李如龙学术道路的深化发展。共同语因为有了“差异”才形成方言。研究方言一定要重视比较，包括纵横两向、内外两域、理论和应用两界，比较研究是方言学的生命线。李如龙的学生都很熟悉他的“十字”理论：深入、多视角地研究方言，其成果不但可以为汉语史所用，还可以了解历史文化，为人文社科其他领域所用。走出闽方言，关注各种汉语方言；从方言研究出发，兼及音韵学、地名学、历史文化和应用研究。人们从中不难看到他勇于创新的研究风格。

　　1987年李如龙在福建师大开始招收硕士生，头两届是三位以客赣方言为母语的学生万波、邵宜、练春招。这几个学生经过基本训练后，很快开始全面调查客赣方言。李如龙选取34个方言点、1320个单字和1120条词语，多次分头带领他们到实地调查，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全部记音，1992年出版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此书在刚兴起的客赣方言研究热潮中很受欢迎，被广泛引用。因未重印，多年后还常有年轻学者来信求书。

　　后来，李如龙又招收了庄初升和严修鸿两位硕士研究生，骑着自行车带他们到穷乡僻壤调查闽、客双方言带和方言岛，把他们的毕业论文和调查报告合编成《福建双方言研究》一书。李如龙在福建师大指导的这5名硕士生很快都成了方言研究的名将，被誉为“第一方面军”。

　　从1992年至今，李如龙与学生合作完成的专著有14本之多，还合作撰写了多篇论文。他从中体会到了教学相长、薪火相传的乐趣，常对人说，当老师，我从来不后悔。

　　李如龙1993年调入暨南大学任教。结合这所华侨学府侨生相对较多的特点，在暨大的5年间，他除了组织学生调查粤西客家方言外，还和学生一起调查东南亚的闽、客方言，举办小型东南亚华人语言国际研讨会。可以看出，凡是与汉语方言有关的现象李如龙都有兴趣一探究竟。他在广州工作的5年间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探讨。

　　黄典诚1993年病逝，为了支持老师创立的厦门大学语言学博士点，1998年李如龙回到厦大任教。一回到厦大，他就争取建立了语言学专业，引进人才，请海内外知名专家来讲学，还开展“台湾语文工作”追踪研究。此外，厦大多次承办全国性的语言学讲习班、学术研讨会，2005年还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第3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年会。这一系列活动，不仅大大提升了厦大语言学的建设和研究水平，也推动了我国语言学的发展。

　　壮心不已

　　求索汉语特征

　　从回厦大到退休进养老院这20多年，李如龙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总结和探索。

　　在世纪之交，许多学科都在认真总结百年经验、热情地展望未来。李如龙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肯定了中西学术的融合使中国传统音韵学发展成历史语音学(以语音学为基础的音韵学)，方言学得到大发展，成为现代中国语言学最有成绩的学科。他在《百年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一文中指出，百年中国语言学最宝贵的经验就是“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追寻汉语的特征，按照汉语的特征去研究汉语，总结汉语的理论，也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语言文字问题”。

　　什么是汉语的特征呢？“汉语和汉字结下数千年的不解之缘，汉字又是独具一格的文字体系，不仅是汉语的记录，而且对汉语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考察字的形音义和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汉字的音义的系统和汉语的结构系统、对汉字演变规律及汉语的发展规律才能获得深刻的认识，抓住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便是抓住汉语的最根本、最显著的特征”；汉字使汉语形成了“书口并茂、古今交融、通方共荣的特殊风格，开辟了汉语发展的广阔道路”，这就是汉字长寿的基因；“汉字已经植根于汉语，这就是汉语拼音化不能成功的内部原因”。这些认识，成了李如龙晚年不断探索的持久动力。

　　新世纪一开始，李如龙兼任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系名誉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招收语言教育方向的博士生，还在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做了很多事。这个时期，随着孔子学院的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也面临着新挑战。李如龙和学生一起调查研究，写了《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提倡“基本字的集中教学法”，探讨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以及如何体现汉语的特点。这些有新意的文章都收在当年出版的《汉语特征与国际汉语教育》中，这是他晚年探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成果。

　　厦大中文系的朋友们最了解李如龙一生视学术如生命，如今最放不下的就是他心心念念的“汉语特征”。2024年6月，他们精心准备，举办了“汉语特征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不料竟有一百多人报名参会，数位著名学者远道而来，讨论热烈。2025年也有人接手办会了，对于这位“望九”之年的老人来说，这是多大的鼓舞哇！

　　李如龙决定拿出积蓄，在厦大中文系设立“汉语特征研究出版基金”，组织编委会，委托厦门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关于汉语特征研究的文库，包括今后的“汉语特征”研讨会的论文集和研究汉语特征的优秀专著。他认为，此类课题自己还研究得很不够，尚待深入，希望更多同人共同努力。最近，在和一些朋友交谈时他就提到了不少题目。例如，汉字有语言功能吗？汉语和汉字的矛盾与和谐跟汉语史的关系有多深？语音史上“字音”怎样演变为“词音”？语流音变有多少种类型，对于汉语的发展影响有多大？“文白异读”的性质是什么？汉语词汇是怎样走出单音“孤立语”困境的？“语法化”何时发生，有哪些途径？语法和修辞的关系如何？汉字还要不要改革，要不要为现代汉字划定范围？对已经兴起的“字母词”和“夹用拼音”应如何评价？为何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有那么大差异，二者又如何转化？汉语的通用语和方言的关系史有什么特点？有些重要方言要不要采取些保护措施？

　　《汉语特征研究》(2018年)、《福建方言与文化》(2022年)、《汉语地名学论纲》(2023年)、《薪火相传》(2023年)、《闽方言文存》(2024年)、《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修订本)》(2024年)……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道路，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李如龙还在反思和探索，还在拼搏与呼喊，希望同行们能深耕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让它长出体现灿烂本色的花果，挺立在世界语言学园林之中。

　　(作者：刘海燕，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编辑:邵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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